圆坟，是一种祭奠形式。在葬后3日举行，家属都要到坟前行圆坟礼，为坟培土。还要烧纸钱、上供品，并由死者孙子、孙女(童男童女)绕坟正转3圈，反转3圈，谓之“开门”。人们认为开门后便可以和死者交流感情、叙述衷肠，死者也可接到晚辈们的祭奠和送去的金钱、食物等，在阴间生活富足，不愁钱花。把坟丘加高，堆实，看上去俨然新坟一样。然后，在亡者的碑前摆上祭品。所谓祭品也因人而异，像瓜果梨桃、饺子、包子、馒头、点心之类。而且不管亡者会不会喝酒，总要摆上一壶酒，摆上酒杯，斟满，洒祭一番。会抽烟的亡者，自然还要供上一包烟卷。有其他特别食品爱好的，也当记着供上。然后，还要在坟前烧化一些阴币纸钱，一边烧，一边介绍仍活在阳世上的家人情况，如经济情况，日子过得怎么样，谁谁谁结婚了，谁谁谁生孩子了，生个啥，谁谁谁离婚了，谁谁谁当上官了，谁谁谁考上大学了——总之，诉说一些让亡者放心的话。感情脆弱的，自然会触景生情，悲从中来，放声恸哭一场。当然，那种由于亡者撒手人寰，而导致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者，就哭得更惨了。

　　在清明鬼节的祭祀者当中，也不乏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老者居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活得太忙，甚至忘掉了死亡的程序)。他们一般并不放声哭祭。圆过坟，上完供，便盘腿坐在坟前，瞅着坟碑抽烟，回忆一些同死者的生前往事，感慨一番人世的炎凉。潇洒的，还自带酒菜，与无形的亡者共酌一番，说一些慨惊风流的文士之语。

　　基本的丧葬礼仪

　　圆坟后，丧礼基本结束。但在葬后三七、五七、七七、六十日时均设祭。五七时，必须由孝子亲手焚烧纸糊的彩人。据说以此可减轻死者生前罪过。六十日焚烧纸糊的船轿，传说可使死者的灵魂渡过混河。除此，在死者的诞日、祭日(一周年不得去上坟)和清明节等，晚辈再到坟前祭奠。其它祭祖活动几乎都在家中之灵牌儿前进行。?孝子要守孝制，服孝3期，每期9个月[1]，共27个月。以后改为1年或100天。服孝期间(一般在百日内)不剃头、刮脸、剪指甲、饮酒、夫妻同房、外出等，逢春节或亲友举办庆典，亦不拜礼和庆贺(至今，若家中有丧事，第一年春节不许去各家拜年)。家中女眷也要素妆。特别是出殡前，家中一定不能有孕妇生产。编辑本段不同年代的葬礼习俗

　　20世纪30年代以后，佩戴黑纱的习俗在旧城居民中开始流行。但这种黑纱的佩戴是在死者下葬以后开始。30年代末，市内出现马拉的四轮灵车，因其能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到40年代开始在中等人家流行。有钱有势的大家族仍采用由“六十四杠”的棺轿送葬，讲究大出殡，以显示其地位和满足上等人的虚荣。

　　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提倡火葬，倡导“厚养薄葬”。但此时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仍有土葬风俗，属于两种丧葬制度并存时期。丧葬礼俗开始变革，孝服的缝制趋于简单化，只需戴孝帽、系孝带，孝鞋也只须简单用白布封上即可;葬后百日内只要求戴黑纱;妇女在此期间稍忌艳丽服色和浓施脂粉;停尸起灵的时间也缩短到3天;亲友邻里送礼一般送花圈，至于马、牛、轿、车等扎彩几乎绝迹。这样，从服丧到圆坟，仅1周时间便可以结束整个丧礼，节约了大量的精力和开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彻底废除土葬，除少数民族外，汉民族全部实行火葬。火葬的实行本已简化了土葬中的繁琐仪礼，但随着市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和世俗的心态变化，旧有的丧礼又被搬到了火葬的礼仪中。特别是从80年代末开始，在城乡农民和市民阶层中又兴起了大讲排场、铺张攀比之风。虽然停尸起灵的时间仍是3天，但办扎彩、穿重孝、诵经(多为放录音)、送路等形式有所抬头，一度曾被禁止的送花圈习俗又被演变为送花篮，并以门前花篮的多少来显示地位、财势和人缘好坏。在这部分人中，一是出于对死者的怀念，不惜花钱以减轻失去亲人的哀痛，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所谓“解解疼”;另一种是大办丧事炫耀自己特别是有些属于平日并不太孝顺的子女也有这种作法，即人们所说的“活着不孝死了孝”。1987年6月，天津市制定了《殡葬管理暂行办法》。1992年6月，颁布了《天津市殡葬管理办法》，对殡葬依法实施管理，体现了行政法规对民俗的引导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家族墓地的消亡，国有公墓不断增加，为火葬后的骨灰存放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同时，存放方式也不断更新，种类繁多。人们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思想意识，自由选择骨灰的存放方式。骨灰存放的方式有骨灰墙、骨灰亭、骨灰塔、骨灰存放室等。此外，还有骨灰植树葬和骨灰下葬立碑墓地等，这种方法似乎来源于传统的“入土为安”的思想。近年来兴起的骨灰海葬也逐渐为人们接受。编辑本段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葬礼习俗

　　总之，祭奠死去的亲人，选择什么方式，受经济、文化等个人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应该说，悼念亲人，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应该提倡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革除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礼俗，使丧葬礼仪这一传统文化朝着积极、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